9月1日起，號稱“史上最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下稱“新固廢法”）正式施行。新固廢法對法律責任專章進行了擴充完善，加大對固廢管理不合法的處罰力度，增加了企業的違法成本。
作為固體廢棄物中的一種，危險廢棄物在新固廢法中被重點管控，新固廢法要求，新增危廢產生單位建立危廢管理臺賬，收集、貯存、運輸、利用、處置危險廢物單位需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除此之外，新固廢法還設置了15條危廢處置違法行為罰則，處罰金額大幅提高。
相比普通廢棄物，危險廢棄物具有明顯的危險特性，近幾年我國不斷加大危廢處置管控力度，各種政策密集出臺。當前我國危廢處置現狀如何？仍存在哪些問題？
工業危廢產量增速較快
《國家危險廢物名錄》顯示，已有46大類、479小類排放物被劃入危廢范圍。包括工業危廢、醫療廢物以及其他危廢物品，其中工業危廢主要產生自化學工業危險廢物、煉油工業、金屬工業、采礦工業等工業領域；醫療廢物主要為各種臨床醫療廢物，包括廢藥品、廢醫療器械等；其他危廢主要包括機動車維修產生的廢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危險廢棄物等。
危廢處置目前主要方法有，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置，資源化利用是通過對有回收利用價值的廢物進行萃取、電解等，生產成為資源化產品；無害化處置主要包括焚燒、填埋等。
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244個大中城市一般工業固廢產量為19.2億噸，平均每個城市產生量為786.9萬噸，2018年我國200個大中城市一般工業固廢產量為15.5億噸，平均每個城市產生量為775.0萬噸，同比下降1.5%。而2018年我國200個大中城市工業危險廢物產生量為4643萬噸，平均每個城市產量為23.2萬噸，比2014年10萬噸的產量同比增長132%，增速明顯。
在E20環境平臺固廢產業研究中心負責人潘功看來，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近幾年我國環保監管力度加大所致。“近年來，我國環保督查越來越嚴，一些以前游離在監管邊緣的危廢都被倒逼出來了，危廢的量也更多地‘浮出水面’。”
“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我國危險廢物產生量越來越大，特別是工業危廢呈現增長態勢。化工危廢總量大、成分復雜，且主要集中在終端處置領域。這對相關危廢產生和處置行業也帶來了新的要求和挑戰。”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秘書長龐廣廉表示。
處置能力仍存在較大缺口
隨著危廢產量的快速增長，我國核準的危廢處置產能也不斷攀升，但在多位受訪者看來，與產生的危廢量相比，當前實際危廢處置能力仍有較大缺口。
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危險廢物（含醫療廢物）經營單位核準收集和利用處置能力達10212萬噸/年（含收集能力1201萬噸/年）；但實際收集和利用處置量為2697萬噸（含收集57萬噸），核準產能投產率僅為26.4%。
“現在從各省發放的許可處理能力來看，與各省總危廢產量基本達到平衡，但所謂許可處理能力，只是省里發了這么多許可證，很多許可證還是閑置或者實際處理能力并沒有達到許可的處理能力，而實際處理能力又受多種因素影響，比如，可能沒有收到那么多危廢的量或運營管控不好，導致實際運營天數低于設計運營天數，這就導致危廢處置企業的實際負荷率不高。因此，如果拿危廢實際的產生量和實際處理量相比，處置能力仍存在很大缺口。”潘功表示。
“有些地方由于危廢處置企業的資質與當地的危廢收儲結構難以高度匹配，導致產能結構與處置需求不匹配，產能利用率低，部分東部沿海地區危險廢物處置資源緊缺。”龐廣廉指出，“而且仍有一些企業為逃避高額危廢處理費用，通過堆存和非法途徑處置危廢。”
由粗放式轉向集約式發展
在潘功看來，要解決當前危廢處置缺口問題，首先，要加強許可證的檢查，杜絕出現許可證空置情況，其次，要提高已建危廢廠實際處置能力及整體運營效率、效果，包括保證這些廠能夠得到充足的危廢來料。
“危廢處置首先要做到無害化，不能讓危廢流入環境，這是前提，在做到無害化后，再追求資源化，把可以再利用的東西拿出來重新利用，減量化則是工業產廢企業的職能，需要通過整個工藝技術升級、流程管理等方式，提高效率，集約化發展，讓企業少產生危廢。”潘功說。
據悉，目前已有許多互聯網企業及工業信息化企業開始涉足危廢領域，通過危廢物流管理、互聯網化等方式，優化配物，提升工作效率，并可以接入地方政府平臺，便于政府掌握整個危廢的流向、加強管控。
“隨著危廢處置企業不斷增多，未來行業日趨飽和，不像前幾年那么熱了。”廣東飛南資源利用有限公司孫雁軍表示，“危廢處置行業的紅利期過去后，需要拼實力、拼工藝技術裝備以及區位優勢，企業要提高自身競爭力需要創新，通過技術改造、先進的工藝裝備，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此前行業主要靠市場，供不應求，因此大部分都是粗放型發展，行業趨向飽和后，應向集約化方向發展。”
